北京可以放生鱼的地方，北京地区的摩崖石刻概述
8、有隋一代，在统治者大兴佛法、推崇佛教的情况下，建佛寺、立佛像、刻佛经的举动在社会上广为盛行。孔水洞摩崖刻经可以说是开了北京地区刊刻石经之先河，这一发现为研究北京地区最早刻经的时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为探讨房山云居寺石经的镌刻缘由、发展脉络有所裨益。
9、唐代的摩崖石刻有：游石经山摩崖题刻，唐开元二十一年十月刻于房山区云居寺小西天金仙公主塔下岩石上。文字内容为“开元廿一年十月日，焦玄岩、向惠琛、王愁礼拜佛”，刻字面积高20cm，宽29cm，正书。
10、大峪沟摩崖造像开元题刻，唐开元年间刻于房山张坊镇大峪沟村东约100m处，在高3m、宽4m的崖壁上，并列二龛。左龛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金刚及二飞天。龛左侧刻：“护法神王，照一天下，四月二十四日佛放光豪”。右侧刻“护法神王”。右龛为释迦牟尼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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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景山山上一古洞内的石壁上嵌一佛龛，龛内雕一单体菩萨立像，体态丰满，颇有唐代风格。石景山有“燕都第一仙山”之美誉，两晋隋唐时期建造了当时名刹金阁寺，而且山上还有石经台、普观洞、普安洞、还源洞、孔雀洞等。旧时洞中都藏有许多石经，故石景山曾名石经山。据《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记载：“孔雀洞左右门上截题识曰佛本行集经卷第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敬造，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建，下截刊佛经语。”此题记疑为摩崖石刻，现已不存。
2、唐代的摩崖石刻，不管是现存的还是已经湮灭的，从其内容看，均为佛教内容，这与此时期北京地区佛教的盛行有关。
3、辽代的摩崖石刻有二处：一为海淀区聂各庄乡凤凰岭的上方寺遗址旁的辽应历年间的摩崖题刻，石刻为线刻碑形，碑首圭形，身长方形，下有榫，碑身刻“上方院，应历十年十月十日”。上方院是辽金时期的古刹，曾以妙峰为名。该题刻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碑形摩崖石刻。一为上方山云水洞辽代摩崖造像旁的摩崖题刻，刻于房山区上方山云水洞内约30m处的东壁。造像高约25m，双膝间宽约15m，结跏跌坐，右手轻握拳举于胸前，左手平放于双足上，施无畏印。面相丰圆，有唐造像流韵。造像左侧中下方镌刻造像题记：“僧善伏、做佛石匠吴世和誓造佛，同见人僧法空。”距离此题记左侧下方约2m处题记一则：“安次县何永寿、赵祈二人，乾统六年三月五日”。造像的左右两侧还有元至元年间、明弘治年间、民国年间及年代不详的题记多则。石匠吴世和的名字在辽代石经中多次出现。辽代的这两处摩崖石刻均为佛教内容。
4、金代的摩崖石刻目前存二处，一为孔水洞内摩崖刻经后的金大定庚子廿年的摩崖题记，其内容为：
5、吏部尚书驸马都尉乌林□□题
6、一为金泰和四年刻于昌平区南口镇湾子村金代佛岩寺遗址附近的岩壁上，刻字面积长55cm，宽30cm，存六行，每行五字，文字内容为：“泰和四年三月十七日，永安吕贞NB221同弟子羽、景安、卿云、贞一乘游，侄益侍行”。吕贞NB221家族为金中都豪门大族，在金代相继有六人中进士第，包括题记中的吕贞NB221、吕子羽。该题记隶书，其下笔、奏刀，初看似不经意，细品则颇有神韵，可谓书法佳品。在这则摩崖石刻旁还有二则金代的摩崖石刻，一为明昌三年，一为泰和年间，均已漫漶。
7、昌平区阳坊镇西一公里处的驻跸山，《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十四记载：“金章宗驻跸处，崖镌驻跸二大字。”《长安客话》亦记载“金章宗尝游此，镌驻跸二字，后人因呼为驻跸山。”此摩崖石刻现已不存，但是总可以说，这是北京地区较早记录帝王游踪的摩崖石刻。
8、现存的金代摩崖石刻仅二处，与前代摩崖石刻的题刻者要么没留下姓名、要么名不见经传相比，其题刻者均为重要人物，一为女真贵族及高官所题，加之金章宗题刻的记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金代皇帝和女真贵族雅好汉文化的风气；一为汉族士大夫所题。这两处石刻又都是在游历佛教胜地时所题，这也是当时金中都崇佛的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映。
9、元代的摩崖石刻开始增多，石景山摩崖石刻：石景山区石景山半山腰的山崖上，有四则元代石匠摩崖石刻：“河南府石匠二十四名，至元三年四月八日记耳”；“南京路石匠三名，至元十年五月廿二日”；“汾州石匠，至元□年”；“齐中路石匠三名到此造……”。这四则摩崖题记，其中三则有线刻的边框，有二则还有装饰性的线刻云纹。
10、居庸关一带目前发现有三处藏文摩崖石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