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放生，北京法源寺的建筑

2、元熊梦祥《析津志》说悯忠寺观音阁“奉白衣观音像，高二十余丈，阁三层始见其首。……此佛此阁自古无匹。”①是北京古代最著名的大建筑和大塑像。阁虽然久已不存，但我们可以从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年(公元984年)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想像其雄姿，并据以推测其大致尺度。

3、蓟县独乐寺观音阁面阔五间，宽20米，深14米多，外观二层，内部加暗层，实为三层，高约20米。阁中留出空井，塑高15米多的观音立像，二层楼上正对观音面部，是现存很巨大的古代木构楼阁。悯忠寺阁内也有观音立像，三层楼上正对观音面部，所以它们的构造应当相似，只是宽度大出两间，高度多加一层而已。根据目前我们所了解的辽代木构建筑用材大小和各部的比例关系，并参照在独乐寺观音阁中所反映出的辽代高层楼阁构造规律，可以大致地推算出悯忠寺观音阁的大体规模：它的明间最大面阔约在5米至5米左右，七间总宽可达35米，进深可达25米；它的高度外观三层，加上二层暗层，实际上是五层，总高可达35米左右，内部像高按三层楼面对观音面部推算可达25米左右。无论从建筑还是从塑像看，悯忠寺观音阁都比独乐寺观音阁大很多。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是现存最优秀的辽代建筑物之见者无不惊赞其结构之巧妙合理，外观之雄杰豪放，内部空间与像设之结合紧密，叹为观止。可以想像，比它更高大的悯忠寺观音阁当其全盛之时，杰阁凌云，巨像矗立，应是何等壮伟惊人了。正是因为这样，悯忠寺观音阁自辽金以来成为燕京最著名的高层建筑之吸引了很多著名的文人来这里登眺吟咏，使它更加声名远播。

4、这样巨大的楼阁，其前的正殿至少也应是七间宽，甚至可能为九间，周围殿庭的面积要相当阔大，现在法源寺中路东西庑之间的狭长地段是容纳不下的。碑文称唐、辽时的悯忠寺“门临康衢”。从方位上看，这条“康衢”就是正对燕京城东面南起第一城门安东门的东西大街，约当现在南横街的位置，寺的南门应在这条街上。寺的东西塔院应在现在法源寺门前的东西两侧，介于南横街和法源寺前街之间。现在的法源寺范围可能只是唐、辽时悯忠寺中路三门以北的部分。

5、这样，根据上述种种，可以大致的画出一张唐末至辽天禄四年观音阁被焚以前这段时间里悯忠寺的想象图，全寺分三路，左右为塔院及诸院，后部可能是僧房，此外还应有蔬圃库厨等。通过此图可以约赂地反映那时悯忠寺的巨大规模。当然，这只是依据史料碑碣，结合唐，辽燕京的位置，参考已知当时寺院特点所做的一种设想。其具体的规模和殿阁位置只有经过考古勘探或发掘才能最后解决。

6、①缪荃孙传钞《永乐大典》卷四千六百五十·顺天府七·寺，引《元一统志》，《析津志》。

7、②同书卷四千六百五十·顺天府七·塔，引《析津志》

8、[3]同书卷四千六百五十五·顺天府十二·大兴县，引《图经志书》。

9、寺观在北京的兴建历史悠久。早在北魏时，幽州就是佛教聚兴地区之故民间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之说。今历史博物馆馆藏北齐天统四年(568年)光林寺尼静妃石造像，海淀区车儿营存魏太和造像(有学者疑其为伪作)和采师伦“重藏舍利记”中称：东魏元象元年(538年)幽州刺史尉长命建尉使君寺等，都说明在魏晋北朝时，幽州地区佛教文化已有一定发展。幽州地处北方边陲，佛教的发展，比中原和江南等地起步时间晚，但发展速度并不逊于它地。隋唐五代时期，燕地名僧辈出，并在唐初开始普遍建寺，同全国各地一样，佛教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和发展阶段，并对后世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契丹族笃信佛教，盛况能与唐代相比，并远超过宋朝，而辽代佛教发展又以燕京为五京之首。所以文献中以辽南京佛寺相望形容其佛教发展的程度。元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大都城内寺庙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元代道教势力和影响仅次于佛教，如仅见于记载的全真道寺观就达廿余所。当时在大都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蒙古萨满教等传布。明清两朝对佛、道二教同样重视，许多寺观得到发展，尤其两朝宦官专权，他们死后多建寺，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这样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北京寺观众多的特点，于是兴建碑、修葺碑、著名僧人墓幢等各寺均有。目前存在最早的是70年代在房山窦店发现的有唐武德四年(621年)题记“贤劫千佛之碑”，该碑碑身布满佛像、仅在碑阴上部正中辟出一方形壁面，刻出文字，惜文字已多漫漶不清。出土时碑身上佛像头部已全部被砸，可能是唐朝会昌灭佛时所为。1989年，在房山雷音洞前石栏杆地娥下面发现一方残碑，残高32厘米、宽37厘米，厚5厘米，面背双刻。这件重要残碑，虽有残缺，但仍可辨识其内容，万幸的是在碑阳第4行有“八年岁次乙酉”、第7行有“琬为护正法”和第8行“石经一十二部”的重要内容，可证明是静琬于武德八年(625年)刻经的题记碑。1957年在房山云居寺第一洞洞底发现一穹碑，额题“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高250厘米，宽100厘米，刻于开元□四年。是目前发现有关石经山开凿石经洞的惟一史料。在房山云居寺雷音洞左侧还有武则天垂拱年间的两通碑，碑螭首，额刻一佛二菩萨，碑文书法艺术高超，是不多得的唐碑。辽金元三代在北京也有不少名碑，如应历五年(955年)王正撰《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统和年间《千人邑会碑》、清宁四年(1058年)赵遵仁撰《续镌四大部经成就碑记》、大觉寺成雍四年(1068年)《清水院碑》、戒台寺《法均大师遗行碑》、金崇庆元年(1212年)《天开寺奉先县禁山榜示碑》、元至正廿四年(1364年)《兴隆寺置地碑》、明景泰四年(1453年)《隆福寺创建碑》、嘉靖三年(1524年)《大德显灵宫奉安诸神碑》、清顺治八年(1651年)《普胜寺创建碑》、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法源寺碑》等，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了。

10、北京市佛教协会第八次代表会议